当地时间8月1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Long-Term Foreign-Currency Issuer Default Rating)从“AAA”下调至“AA+”，展望从负面转为稳定。

“上一次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是2011年，直接起因是国会两党就国债上限问题争执僵持。这次惠誉下调美国评级，直接原因也是前不久的国债上限之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捷向澎湃新闻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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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捷认为，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这个举动更多是表达对于党争引发债券市场波动的不满和警示未来美国国债上升带来的风险，而并非认为美国国债当下面临更高的真实违约风险。

此前5月25日，国内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将美国的主权信用级别由AAAg下调至AA+g，主要基于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政府债务水平、银行业危机等因素。

惠誉决定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三大主要因素

惠誉在报告中表示，对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反映了未来三年预期的美国财政恶化、高企且不断增长的普遍政府债务负担。同时，在过去20年里，美国的治理标准一直在稳步恶化，包括在财政和债务问题上，尽管6月份两党达成协议，将债务上限之争暂停至2025年1月。但一再出现的债务上限政治僵局和最后一刻的决议削弱了人们对美国财政管理的信心。

中诚信国际主权与国际评级部高级分析师王家璐向澎湃新闻表示，此次惠誉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等级的主要原因包括未来三年预期的财政恶化、总体政府债务负担较高且不断增长，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恶化。虽然在此次债务上限谈判中，两党在最后一刻达成一致暂停上限，在短期内有助于提振市场情绪和风险偏好，但在缺乏实质性的改革措施的背景下，债务上限问题仍将反复上演，并持续侵蚀美国政府的信用。目前在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中，仅有穆迪还对美国保持AAA评级，惠誉和标普都已经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下调至AA+，美国AAA的主权信用级别受到挑战。

王家璐认为，政治博弈是债务上限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美国两党政治分歧加剧，增加了政府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的难度，对于政策的延续性以及有效性构成负面影响。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的债务可持续问题，高利率导致美国政府债务成本显著上升，在政府缺乏可靠的财政巩固措施的背景下，债务风险有所上升。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已处于上升通道。由于养老相关支出以及政府债务利息负担的持续增加，政府财政赤字率将维持在5%以上，目前联邦政府债务存量已经超过32.6万亿美元，且债务上限削减只适用两年，其实并没有给出太多的约束，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将进一步上升。在中期可以预见，当2025年重启债务上限谈判时，联邦政府的债务规模可能会接近40万亿美元，届时两党博弈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王家璐指出，另外一个衡量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就是利息支出。

从近期的经济表现来看，美国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逐步打开了“软着陆”的空间，但经济衰退风险并未完全缓解。至此，美联储已在本轮加息周期中完成了11次加息，累计加息5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升至5.25%-5.50%。美国总体通胀显著下滑，但核心通胀表现出较强的粘性，大多数发达国家在2025年之前恢复至目标水平的概率较低。美联储表示未来的加息行动主要取决于数据，目前市场对于本轮加息周期的终点仍存在分歧，美联储面临抑制通胀、刺激经济和维持金融稳定等多重挑战，货币政策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但较为明确的是，美国短期内降息的可能性很低，政策利率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考虑到国债的成本有一定的滞后性，政府债务成本将继续上升，预计2023-2024年利息支出占比将上升至9%以上。同时，高利率也将抑制经济增长动能，下半年美国经济将显著放缓，2023-2024年经济增速将放缓至1%左右。

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会有何实际影响？

胡捷表示，理论上讲，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意味着美债违约风险增大。但此次下调反映的问题，更多是对于未来的警示，而非对现实违约率的担心，因此实际影响有限。美国国债价格承压，收益率微升，其他市场会联动反应，不过这更多是市场心理冲击所致，会很快恢复平静。尽管不排除会有更多评级机构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可能性，因为惠誉所担心的党争困扰和未来国债负担失控是市场共同认知的风险，但目前看，这种可能性较小。

王家璐表示，美国主权信用等级的下调将影响国际投资者信心，对美元相关资产价格带来负向影响，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受益于美元和美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和核心地位，美国长期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国际融资，债务承受能力很高，这也是支撑美国信用实力的关键。

王家璐认为，短期内，美元及美债价格走势将受到市场信心、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出现波动；长期来看，仍将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基本面。目前美元仍是世界贸易、资本流动和储备的主导货币，其背后是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以及科技的领先地位，但债务上限的不断突破以及银行业危机的持续发酵对于美元和美债作为安全资产的地位构成一定冲击。在美国债务高企、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债务上限的不断突破损害了美国的政府信用，信用评级的下调也对美元地位构成负面影响。在更长期限内，伴随美国地缘地位的相对走弱以及其他经济体对于非美元货币的需求增加，美元的国际地位将有所弱化。

胡捷认为，美元兑外币的汇率主要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与财政部的财政政策相关的债务问题影响不大。理论上讲，如果美债违约风险增大，美元汇率也会承压。

美国财长强烈反对惠誉下调评级

在惠誉发布评级报告后，美国财长耶伦表示强烈反对惠誉下调美国评级的决定，“惠誉今天宣布的评级调整是武断的，而且是基于过时的数据”。

胡捷表示，惠誉此次下调评级的两大理由：一是党争导致的国债上限问题拖到最后一刻，没有尽早解除理论上存在的违约风险，客观上增加了债券的波动性；二是美国国债负担已经较重，2022年国债利息支出已经占财政收入的8%，接近10%的警戒线，未来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和缩减其债务规模，利息支出将压垮美国财政。

耶伦针对性地反驳了上述观点，认为两党最终在债务偿还的最终时点达成协议，表现了在此问题上的合作精神，党争失控引发债务违约的担心属于过虑。另外，美国当下经济较为强劲，未来财政状况总体健康，加之最近关于债务上限的立法对于债务缩减做了一定安排，未来债务负担应属可控。

胡捷认为，耶伦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纵观美国近百年国债历史，并无违约记录；目前利息负担尚在可承受的范围；加之有国会的约束，未来财政失控的可能性确实较小。不过惠誉此次降低评级，表达了对周期性党争对于市场困扰的不满，也有其合理性。